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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及提升路徑

        來源:人民論壇2021-05-06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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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向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信息技術高等研究院數字創意實驗室首席專家)

          【摘要】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從生存層面的突破進入到生活境界的探索階段,進入到生命視野的開拓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不只是一個單純追求科學合理、全面系統的理性規劃的靜態結果,還是一個兼顧世界形勢、國家戰略和社會進程,不斷根據發展實際進行調整優化的動態過程。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把“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明是現代化國家的顯著標志。要把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任務”。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演進,社會文明程度的內涵特征與衡量標準正在發生變化,社會文明程度的實施策略與提升路徑也在不斷改善。

          社會文明的現代性與中國性

          文化與文明,是一對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文明(Civilization)與野蠻相對,是人類社會存在的進步狀態;文化(Culture),“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往往側重于精神財富。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區的任何群體,都會創造出自己的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的不同群體,在文明程度上會存在各自的不同差異。史學大家錢穆認為,文化和文明都是指人類的群體生活方式,文化取決于地理環境,文化可以產生文明,但文明不一定產生出文化。文明側重于外,偏重物質方面;文化側重于內,偏重精神方面。因此,文明可以傳播,可以接受,而文化則必須產生于群體內部的精神積累。

          在西方,“文明”是一個文藝復興以來晚近時期才出現的語匯與觀念。據學者考察研究,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第一次使用“文明”一詞,來描繪“教化”“高雅”的社會狀態。文明的標志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狀態進入國家狀態。文明是一種現代性的觀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是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自英國工業文明以降,文明的現代性階段成為人類社會普遍追求的進步狀態。技術上的工業文明、社會上的城市文明、政治上的民主文明,這些現代文明的特征都是由西方國家主導并形塑而成,并以“宗主國”和“殖民地”的形式,不斷從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輻射蔓延。這讓我們曾固守一個普遍的文明觀念,即所謂文明,特指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明,也即現代文明。

          在中國,“文明”是一個較早出現的人文話語,以描述文采睿哲和德治明朗。無論是《尚書·舜典》中的“睿哲文明”,還是《易經·乾卦》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文明”概念的意涵都較為廣泛。直到近代以來,受西方文明思想的影響,近代知識分子才將“文明”一詞特指技術的先進與制度的昌明。近代以來的中國文明觀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這種學習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是以被動的方式進行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種學習轉變為主動方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建設包括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逐漸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體兩翼的基本話語體系,中國文明逐漸打上了中國特色的專屬意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以更加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邁向中國性的現代文明求索道路,進而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新文明的構建。這種“中國性”探索體現了一種集態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國家治理的中國觀,體現了中國探索新型現代化路徑的主體自覺性。“現代性”與“中國性”,成為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社會文明發展的主導原則和價值定位。

          社會文明的文化發展觀與可持續發展理念

          社會文明有廣義界定和狹義界定之分。廣義的社會文明包括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區域文明等人類文明的全部范疇;狹義的社會文明是指與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文明同構為“五位一體”建設的“社會”的文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目標和重大任務,把文化建設與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緊密聯系起來。文化成為文明的動力,文明則是文化的目標,“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深刻把握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文化導向和文化功能,指明了文化強國的文明水準和社會基礎”。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要發揮文化引領的價值高地。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所說,“文化已成為我們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過了技術本身”,“我們如今的文化擔負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變成了一種合法合理的、對新事物永無休止的探索活動”。美國紐約作為世界都市的定位,就是由其當代藝術、時尚文化、創意設計、流行音樂所奠定的,進而催生了紐約金融、旅游和現代服務業的迅猛發展。新加坡政府也在很早就關注到了文化藝術在塑造國民氣質和文明素養中的重要價值,提出《文藝復興城市規劃》,加強新加坡文化城市的氛圍營造,將新加坡建成具備文化特長的全球城市,并通過這種社會精神助推了新加坡城市國家的經濟轉型。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弘揚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經濟發展模式從傳統的注重“物”的舊經濟模式轉型為關注“人”的新經濟范式。新經濟范式以人的“生命力”為開拓視野,注重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提升,注重多元性、包容性和融合性社會氛圍的營造,以人們美好生活品質的追求為根本發展目標。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提出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并通過每年發布人文發展報告的形式對成員國進行評估。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就是一種社會文明程度發展指數,包括了預期壽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質量等三項基礎變量,后來又將生態投入和技術發展等要素納入基礎變量的外生變量。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要踐行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理念。2015年在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上通過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17項具體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是一個“復雜、多樣、動態和相互關聯”的龐大體系,主要聚焦于解決人類發展進程中遭遇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等領域的重大問題。為指導和推動有關SDGs目標的落實工作,中國制定和發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從戰略對接、制度保障、社會動員、資源投入、風險防控、國際合作、監督評估等方面入手,結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遠景規劃,分步驟、分階段推進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支撐了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路徑,構成了新時代社會文明的發展內涵,為我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指明了方向。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文明程度價值內涵和衡量標準。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人類社會經歷了“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大時代的進化,文明時代始于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文明時代經歷了古代文明(從四大文明古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時代)到現代文明(工業革命以來至20世紀50年代西方主導的文明時代)的歷史演進,進入到后發國家獨立探索、相互借鑒的社會文明發展模式的后現代文明時代。

          當前,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經超越感官、質量和功法等功能價值的滿足,過渡到有品質、有態度、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開始追求充滿設計、創意和情感的美感體驗,開始探索有內涵、有價值、有信仰的理念分享。社會文明程度也從生存層面的突破進入到生活境界的探索階段,進入到生命視野的開拓階段。按照SDGs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結合我國新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可以從社會生活、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三個維度構建衡量標準和指標體系。

          社會生活: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文明倡導健康樂活、構建文化引領的社會生活方式。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文明程度不僅消除貧窮和饑餓,改善民生,實現糧食安全,而且開展多項營養計劃,確保良好的健康與福祉,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不僅實現城鄉人民的清潔飲水與衛生設施,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地提供人人負擔得起的、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以及便利的交通。以上是從物質上確保健康樂活的生活方式。此外,還要從精神上確保品質內涵的生活方式,提供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建設終身學習社會;從根本上實現性別平等,增強婦女兒童的權利;提高文化娛樂旅游消費的支出占比,人們的創造力和審美力普遍提高,培育良好的文化氛圍;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氛圍,以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維持和平、正義和強大的法治機構;重視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利益相關者聯盟和全球伙伴關系。

          經濟發展: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文明提倡技術驅動、構建文化創新的經濟增長途徑。人民充分就業和有體面的工作,實現不斷增長的、較高的經濟收入,促進持久、包容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發展抵御各種災害的新興產業、創新研發和基礎設施;緩解國家內部在城鄉、東西和南北之間的不均衡發展情況;建設包容、安全、可持續的城市、鄉村與社區;建立綠色可持續、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生態環境: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文明堅持綠色發展、構建文化融合的優先發展模式。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文明程度積極采取務實有效的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減少碳排放量;人均綠地、濕地和森林面積較高,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資源和水下生物;劃定生態紅線,保護和修復陸地生態系統和陸地生物;保護生物多樣性,注重多樣性、歷史感和權威性文化空間的打造;人人具有環保理念,采取自覺的環保行動。

          總而言之,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不只是一個單純追求科學合理、全面系統的理性規劃的靜態結果,還是一個兼顧世界形勢、國家戰略和社會進程,不斷根據發展中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優化的動態過程。新時代社會文明程度指標體系是相輔相成、互相關聯的,指標體系中定量指標的標準設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定性指標的主觀描述要引領國情民風的實際情況,充分展現我們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文明和美好生活的雄心和氣魄。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路徑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是為了實現更美好、更可持續的發展藍圖,是為了實現新時代中國性與現代性的統合發展而不斷推進的大國文明實踐,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手段。

          加強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提升的戰略定位和總體規劃。社會文明程度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成果的直接體現,是我國經濟實力和文化實力高質量發展的外在顯現。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本地區、本部門的社會文明實踐探索,加強財政、稅收、機制、體制等方面的創新,統籌實施好不同層級的文明創建工程,打造新時代社會文明實踐創新示范區,全方位推進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能力和治理水平。

          提高新發展階段公共服務的文化品質和文化產品的精神內涵。在一般公共服務中不僅強調普惠、均等和便利的公平與正義原則,還要涵育公共服務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要不斷提升文化產品的精神品格和價值內涵,以“守正創新”和“雙創轉化”的理念守護傳統與創造之間的關系,平衡大眾化、時代化、國際化與品質化、內涵化之間的關系。創新文化產品內容管理的標準和方式,促進文化創意與其他領域的服務和生產相融合。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改善社會風貌、生產形態和生活方式,推動形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社會文明治理體系。

          開展新時代社會文明新生活運動。培育良好的社會風尚和時代新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和人文素養提升,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不斷推進健康文明、簡約高雅的新生活方式。引導人們在觀念層次和行為層次建立起社會文明的價值認同、知識認知和實踐認可,在日常生活中自覺踐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文明的言談舉止,發揮道德軟化的社會治理功效,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

          將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發展為社會文明的文化綜合體。文明具有社會實踐性。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生活的本質。深入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社會文明實踐活動,社會文明綜合體是融合群眾教育活動、城鄉社區文化展演、地方創新產品研發、社區居民文化消費等綜合需求的立體空間,是一個既有“精神內涵”又有“審美顏值”的綜合美學空間,發揮教育性、群眾性、參與性的綜合社會文明實踐功能。

          促進區域與國別間社會文明的交流合作與文明互鑒。在同一歷史時期,每個國家都有適合自身國情的社會文明程度的發展水平和表現形式。新時代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要秉承開放包容的理念和互鑒共享的心態,盡量消除不必要的文化隔閡和主觀上的文化誤解,打造協同、均衡、互利的文明互鑒格局,擴大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文明程度的開放水平和認同范圍。

          文化是國家的靈魂和命脈,文明是國家進步的標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是我國幾代人浴血奮斗的共同夢想。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國家的理想范式,是在充分借鑒了工業革命以來由西方中心主義塑造的現代文明的基本形態,揚棄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弊端,通過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的不斷探索,最終找尋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由中國主導、具有東方美學生活方式的現代社會文明形態的發展之路。這種以“中國之眼”洞見世界文明的共通性,展現中國主見和中國尊嚴,是中華民族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充分體現。

          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目標,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物質福祉,也是文化層面的精神福祉,更是環境層面的生態福祉。新時代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具有鮮明的文化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引領,實現國際語境下價值共享和模式認同的社會文明體系建構。新發展階段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是中華民族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使命。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文化產業合作共贏模式及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7ZD04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英]托馬斯·霍布斯著,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②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③潘偉杰:《從現代性與中國性論國家治理的中國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④[美]丹尼爾·貝爾著、嚴蓓雯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責編:劉夢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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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7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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